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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气象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97.67%******

　　中新网1月9日电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宋善允9日介绍，中国气象局在101个大城市开展内涝气象风险监测预警业务。建成汇集了17个部门82类预警信息的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和终端服务矩阵，可在3至8分钟内到达应急责任人。面向150万快递小哥、200万卡车司机提供定制化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97.67%。

　　中国气象局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1年中国温室气体公报》、2022年12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2023年1月气候趋势预测气象服务提示、2022年国内国际十大天气气候事件、2022年全国天气气候盘点等相关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

　　会上，宋善允介绍，3年来，中国气象局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努力构建科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保障生命安全更加有力。深入开展“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践活动，成功预报有效应对近年来历次超强台风、特大暴雨洪水、低温雨雪冰冻、极端高温干旱等灾害性天气，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例下降至0.29%。不断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机制，推动各地建立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探索极端天气下“停工、停课、停业、停产、停运”机制和预警叫应机制。在101个大城市开展内涝气象风险监测预警业务。建成汇集了17个部门82类预警信息的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和终端服务矩阵，可在3至8分钟内到达应急责任人。面向150万快递小哥、200万卡车司机提供定制化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97.67%。

　　主动融入赋能，气象保障“国之大者”和生产发展成效更加凸显。2022年，全年粮食单产、总产预报准确率达99.9%，创近五年新高。联合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减灾增收30亿斤粮食。联合公安、交通部门推进108条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交通气象预警工作，督办路段全年交通事故同比下降43.6%，道路封闭次数降低57%，提升经济效益约24亿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气象改善民生福祉更有温度。气象服务公众覆盖率达99%，气象影视服务覆盖人群超10亿，气象科学知识普及率达80.2%，公众满意度达93分，群众气象服务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气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作用更加显著。2022年全国人工影响天气累计增加降水约398亿吨，人工防雹作业保护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减少经济损失约141亿元。

　　坚持胸怀天下，气象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彰显。将“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和“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写入世界气象组织《未来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白皮书，将“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理念纳入台风委员会2022—2026年战略计划，中国方案走向全球。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