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
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清清爽爽过廉节
云南通报6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湖南通报8起年轻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甘肃通报3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典型问题……临近春节,各地密集通报典型案例,不断强化警示震慑效应。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部署2023年工作时指出,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春节来临之际,紧盯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节前教育提醒,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春节。
2022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1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12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569人。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134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6756人。
在春节来临之前,连续第112个月公布的月报数据,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坚守节点纠治“四风”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坚守,“清清爽爽”过节的氛围逐渐形成。作风之变,群众感受最深刻。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4%的群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比2012年提高了22.4%;99%的群众认为,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湖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曹广晶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石门县委原书记谭本仲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不顾实际使用大额财政资金建设景观工程问题”……
2022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这些案例不难看出,在持续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严重,不收敛不收手,花样翻新搞“四风”。
从2022年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来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达到5万余起,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达到4万余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37567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将聚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享乐奢靡问题露头就打,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把监督挺在前面,紧盯节日期间易发的问题,紧盯享乐奢靡及各类隐形变异行为
“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在近日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中,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出镜忏悔,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作风问题无小事,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往往是从不正之风、享乐奢靡开始,从“四风”上打开缺口。春节期间,团圆氛围浓烈,这容易让违纪违法现象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导致“酒杯一端,原则放宽”“礼物一送,制度松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一次次收礼送礼、吃吃喝喝中,丧失原则、放松底线。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抓早抓小、抓细抓常,精准施策、靶向纠治,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止小管涌变成大问题。
1月14日下午5点多,在医院结束监督检查工作后,陕西省大荔县纪委监委党风室3名同志简单商量后,马不停蹄赶往一家商场,就刚刚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详细了解……这是春节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的场景。
大荔县纪委监委结合当地实际,元旦、春节期间制定了详细的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既严查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违规公车私用等老问题,又紧盯年底集中报账等环节,及时准确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的“四风”问题。2022年12月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违反“四风”问题线索5个,查处2件3人。
作风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的突出表现。必须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将通过快递物流收送礼品礼金列为节前“四风”监督检查重点,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当面核实等方式,对土特产店、商超等物流快递发出单位的快递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重点筛查寄往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可疑物流快递信息。同时,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传达室等“终端”开展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多人给某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一人给多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等可疑情况,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相对多发,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部署安排,从酒驾醉驾等问题入手,第一时间查清“和谁吃、在哪吃、为什么吃、谁付款”等关键信息,深挖隐藏在所谓“人情往来”背后的请托事项和利益勾兑……通过“靠前一步、深挖一层”,严查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
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随意向基层派任务、要材料过多过频、同一内容视频会议层层套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是近日个别单位在工作总结部署阶段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表象。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具体部署。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聚焦以总结部署工作等名义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保障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工作落实。
“您好!请问您的业务办理顺利吗?是否碰到工作人员作风懒散,或者是吃拿卡要、无故推托等情况?”天津市宝坻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天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大力纠治落实决策打折扣、对待群众耍官威、失职失责不作为等顽疾。
不久前,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若干措施》指出,开展“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专项监督,督促分级分类开展整治,推动开展省直机关单位纪律作风问题专项整顿;针对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绊脚石”等问题,部署开展教育乱收费、套取就业创业补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缺位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当前是各类考核集中开展期,同时也往往是考核不正之风的易发高发期。
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从日常监督和查办案件掌握的情况来看,年终考核时,总有部分被考核单位动“歪心思”,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抓好工作落实上,而是想着跑关系、找门路,甚至企图通过搞违规吃喝送礼等方式,为自己加分。同时,也有一些责任部门利用考核评判权,搞“人情考”“关系考”。更有甚者借机吃拿卡要,收受好处弄虚作假等。针对这种情况,江西省纪委监委作出部署,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防止考核中出现不正之风。
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过深刻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给领导干部常敲警钟、常亮红灯,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向全区上下释放“严”的强烈信号。
现场参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纪检监察组组长欧泽馨深受触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这样的警示教育非常及时、很有必要。我将时刻牢记‘三个务必’,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全力以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勤奋工作。”
春节来临前,各地在坚决纠治不正之风、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通过警示教育大会等方式警醒党员干部守好“廉关”过好“廉节”,并积极推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节俭且从春节俭,廉洁应似雪莲洁”“清风吹拂阳光院,白雪飘融仙鹤乡”“修竹凌寒身正直,梅花喜雪气清香”。1月16日,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文明实践中心的大厅内,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社区的居民传福送廉,240余副廉洁春联被抢选一空。
鹤壁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等单位开展了“清廉的节日”系列活动,坚持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本地特色文化中寻找廉洁基因,持续在挖掘、提炼、转换、运用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创新形式,充分发挥清廉文化教育、引领和浸润作用。
2022年12月底,位于海南海口的海瑞文化公园开园,为市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了好去处,也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除了指导推动海瑞文化公园建设,海南省纪委监委还开展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协调推动琼剧《海瑞》复排巡演,建设完成“全省廉洁文化地图”并上线运行,以廉洁文化助推清廉自贸港建设。
革命文化是淬炼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意识的重要文化滋养。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挖掘展示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使党员干部在革命文化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廉洁意识,传承革命精神,激发“不想腐”的内生动力,并从中汲取自我革命的强大力量。(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薛鹏)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圆舞曲传统与艺术创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奏响,并向全世界90多个国家转播。担任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是继2011年和2013年之后第三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这一次,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对音乐会的曲目进行了一次力度空前的拓展: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曲的15首乐曲中,有13首是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样的创新之举,是否能够让这个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盛事获得新的活力?
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这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主要是指挥他自己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是,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但观念中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是“金色大厅”)上,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的首次联袂。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二者再次合作,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年轻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然而,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的起点。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的因素,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近年来,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的,很多人其实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也就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还是“艺术音乐”?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是欢快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多面性。然而,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脱离太空。对此,库布里克的解释是:“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的崇高感的优美乐曲。”他认为,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的契合。在这样的语境中,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的不同评价,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的《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但不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的艺术,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将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和格什温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苏佩、雷哈尔等,他们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和选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的赞誉——“小型交响诗”。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的称号。对他们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神秘动力》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的旋律,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还与创作技法相关。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是位真正的维也纳迷,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追随者,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的——“伟大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是说,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的最奇特的传统。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的小圆舞曲衔接,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这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的亵渎和冒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第二拍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的有意识关注,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熟练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的宗旨,指挥他创建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深得好评。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传统一样,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他写道:“1929年,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的同一个乐团,那么团员中最年轻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拉长第二拍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这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的壮举。无论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或《天体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的做法,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